疯狂的世界杯，疯狂的赌球******
当地时间11月28日，图为赛前一名巴西队球迷在球场外张开双臂。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文/赵斌
卡塔尔世界杯进入激烈的八分之一决赛争夺，而疯狂的世界杯赌球生意更是愈演愈烈。
赌球如蚂蟥般叮咬在足球赛事的身上、从未松过口。历年世界杯，更是常被曝出被赌局幕后的庄家操控，变成一场场“杀猪盘”。
对于想要靠赌球博幸运的人来说，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一脚监狱、一脚地狱
深褐色光头上有几块浅色瘢痕，穿着轮胎底劳保鞋的脚一只窝在三轮车斗里，一只荡在外面，破旧的军大衣斜盖在身上，眯着眼睛蜷在送货用的三轮车里抽烟的男子叫老蒲(化名)。
“起来，把这几箱货给二叔送去。”老蒲依旧眯着眼，应声起身搬货，伴随着老蒲斜着肩、弓着身子一起一伏地蹬着三轮车走远。这家五金批发店老板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说：“别看他和五六十岁老头子一样，其实刚过四十，都是赌球闹得。”
老蒲20多岁从一所知名“211”大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和电视台的主持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姑娘，工作不到三年就提了副科级。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懂足球，跟着他买足球彩票赚多赔少，很出名。
可突然就出事了。没人能想到他还参与暗庄和网上境外赌球，小两口结婚时两家一块儿买的房子、女方陪嫁的车都卖了还远不够还赌债。
为赌球散尽家财、丢工作、入狱乃至家破人亡的赌徒不胜枚举。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折”在赌球上的不乏警察、“90后”干部等公职人员，“莫让赌球毁了年轻干部”已引起多方高度重视。
还有不少人，也栽在“赌”字上。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长期沉迷赌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后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张胜震落马前曾多次到澳门赌博；贵州省原副省长蒲波在被双开前利用赌博敛取巨额钱财。
依法严打赌球，远离非法“赌链”
就在12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联合大东分局公布了近日破获卡塔尔“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市首起赌球案件，6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据该团伙主要成员高某交代，在世界杯开赛期间，他与薛某按事前约定联合坐庄，并雇佣李某为操盘手及运营人员，从王某处获取赌博网站的盘口信息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利用下线崔某吸收赌民投注，累计获利10万余元。
媒体调查，本届世界杯期间，通过各种各样的“世界杯吧”““世界杯交流中心”“球迷群”，以及非法的博彩类网站，各种形式繁杂的赌球一直活跃。一些球迷在家人、朋友甚至陌生群友、球友的带动之下，把看球的热情也投入到疯狂的赌球中。
“每次输赢都不大，其实更像跟自己赌、和朋友间争口气，看看谁猜的比分更准！”这是一位网友谈起自己参与的动机。在他看来，这和赌博是两码事，“纯粹是想证明自己更懂球”。
“第一场比赛投了200，上一场我又投了1000，目前还没赢过，但说不定下一场就都赢回来了呢！我喜欢的球队没进世界杯，看谁都一样，就当是个‘添头’。”这是另一位网友的想法：给自己“无聊”的看球时光多点“刺激”。
但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一步步带入赌球的深渊，无法自拔。
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历届世界杯，都是“赌徒的盛宴”。
2018年世界杯期间，公安部对外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当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打掉赌球团伙100多个，涉案金额逾10亿元。
中国法律在大陆范围内严禁赌博。但海外博彩公司、赌球网站觊觎中国巨大市场，每到世界杯这样的大赛，都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在中国招募代理商，让他们发展自己的赌链。代理商通过“返利”赚钱，更大的赢家则是这些海外博彩公司。
不管赛事输赢，赌球团伙是最大的“赢家”。赌球团伙盈利模式各有门道，主要有“杀成”“抽水”“反水”等，有的是平台及各级代理商按比例分配赌客所输的赌资，有的逐级抽取下线向上线交纳的赌资。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有人参赌，团伙就有钱赚。
近几年随着微信群的流行，有不法分子模仿国家足球彩票的模式设置“黑庄”开设线上赌球平台，以高赔率吸引赌客。一旦有赌客大额押中赔率高的赌点，庄家无力承担则卷款“消失”。
有的庄家则是到球赛临近结束时突然消失、卷款走人，让押注者无论输赢都血本无归。很多境外的足球博彩网站，注入资金很顺利，一旦提现便各种理由推脱，直至失联。
被骗资金难以追回不说，资金一旦涉赌后再被骗，追回后也会因为是赌资而被罚没，并且还面临司法机关处罚的风险。即便是不直接参与赌球，转发赌球网站的链接都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明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网络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或qq群等社交软件群的方式招揽赌客，根据球赛结果等方式设定赌博规则，利用社交社群等进行控制管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构成《刑法》303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该罪处罚较重，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果组织中国公民参与国外赌球网站赌博，或者组织中国公民到境外赌博，则构成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该罪的处罚与开设赌场罪相同。
公安部于11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针对近日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态势，公安机关及时提示广大球迷赌球危害，依法严厉打击赌球行为。
谁是赌球背后的最大“巨头”？
据相关资料显示，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博彩巨头是：英国的威廉希尔(WilliamHill)和立博·希尔顿(Ladbrokes)、以及德国的SportWetten。他们也是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幕后最大的赞助商。
国际各大俱乐部虽然各种冠名赞助、球票、转播收入不菲，但与博彩公司的暴利比起来还是略显逊色。
国外媒体也多次曝光，各种踢假球的丑闻中，通过收买球员和贿赂教练、裁判等手段控制比赛，甚至对教练、裁判进行威逼胁迫，更有甚者还有涉及枪杀的案件。
虽然也有球队不配合博彩公司，但也难以避免遭到“被博彩”的厄运。
2006年，意大利足坛的“电话门”被称为世界足坛历史上最严重、规模最大的集体赌博案，包括AC米兰、佛罗伦萨等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等多支豪门球队陷入丑闻，曾经被称为“小世界杯”的意甲之后辉煌不再。
赌球规则实际上只是看似有“规则”。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以确保庄家“稳赚不赔”。同时，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还有角球数、黄牌数、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
赌博网站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与赌徒玩心理战，一旦踏入赌局，就会陷入“赢了还想赢，输了想翻本”的死循环，而最后的赢家，只能是游戏制定者。
请远离赌球！
东西问丨陈坚：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中新社济南1月11日电 题：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 作者 吕妍  作为中国五岳之首和古代帝王封禅胜地，泰山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是中国迄今所存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佛经，刻在泰山中溪支流约1200平方米的缓坡溪床石坪上，构思奇巧，气势宏大。《金刚经》石刻缘何而来？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与中国艺术形式融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自传入后便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的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影响，其中，摩崖石刻具体受到了哪些影响？ 陈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这中国化的佛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了“文明互鉴”意义。  泰安洪顶山摩崖石刻。受访者供图所谓“摩崖石刻”，广义而言就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崖壁岩体上刻画和雕凿意在反映人类自身思想和实践的各种符号和图像。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岩画”，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摩崖石刻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日渐丰富。这在中国尤其表现为佛教传入后佛教题材的大量涌现，如甘肃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都是大型的佛教摩崖石刻群。至于规模较少或单体的佛教摩崖石刻，大江南北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依主题分，那么中国摩崖石刻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佛教摩崖石刻，它们既是记录佛教中国化漫长千年历程的“有生命的石头”，同时又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 中新社记者：佛教的《金刚经》为何会被刻在泰山的石壁上？这与《金刚经》蕴含的核心思想有关吗？ 陈坚：从内容上看，中国的佛教摩崖石刻，包括石刻佛像、石刻佛经文句和石刻佛教名号。在山东众多的佛教摩崖石刻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石刻，刻的是鸠摩罗什(343-413)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通行本《金刚经》)之前16章，也就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至“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原文有2998字，现存1382字(含尚有痕迹者)，个个字大如斗，一尺见方，有“榜书之宗”的美誉。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南北朝时期，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多地出现了大量摩崖石刻佛经，绝大部分都与《金刚经》义理相同亦即谈论“空观”的般若类经典，如徂徕山的《摩诃般若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峄山的《文殊般若经》石刻、尖山的《思益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等。除了这些摩崖刻经，还有意在昭示“空观”的摩崖题名，如“文殊般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大空王佛”等。此外，泰山周边还有许多般若类经典的碑刻，如曲阜胜果寺的《金刚经》碑、兖州泗河和汶上水牛山的《文殊般若经》碑等。尤为重要的是，在洪顶山的《法洪铭赞》石刻，内容是印度僧人释法洪来到山东弘扬“空”观。 以上表明，南北朝时期，以讨论“空观”为内容的佛教般若学在山东地区非常流行，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缩影。因为中国化佛教，就是以般若“空观”为基础发展起来，是般若学在中国流行的直接结果，而《金刚经》则是对般若“空观”最经典最简洁的表达，雅俗共赏，僧俗共尊，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流行的佛经，自古至今，具有极高的佛教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会“勒石为记”予以赞美推崇，俾使流传存世。虽然学界对泰山刻《金刚经》还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从以此经为代表的般若学与中国佛教的特别密切关系来看，“勒石为记”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金刚经》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陈坚：《金刚经》是汉译般若类经典的代表，是佛教“般若思想”的精华所在。所谓“般若”，乃是梵语“Prajna”的音译，意为“空性智慧”，亦即领悟“空”的智慧，它是佛教的最高智慧。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乃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圣山。泰山文化集儒佛道三教于一身，它所蕴含的“圆融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刚经》被刻在泰山上，应该是最完美地体现了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的“高峰对话”，结果即产生或印证了佛教中国化，如天台宗、禅宗等。换言之即，佛教的“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的“圆融智慧”共同参与了中国化佛教的建构。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施展的七十二变就是《金刚经》中“空观”的体现：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不可执著于一个标准一种方法，只有随缘而变，才能解决问题。印度佛教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有特定的印度之缘；同样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因为中国文化的不同，必然随中国文化之缘而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这是《金刚经》“空观”的逻辑结论和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以《金刚经》“空观”为核心的大乘佛教的内在要求。《金刚经》所说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以及“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也可以理解为只有不执著于印度佛教才能开出中国化的佛教，这体现出《金刚经》对佛教中国化的意义。 基于“空观”的大乘佛教是个开放体系，佛教中国化正是在大乘佛教的开放体系中自觉实现。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将这样的佛教中国化归结为“随情所立，助扬佛化”，其中的“情”就是中国文化之缘。 中新社记者：佛经是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佛经的汉译又是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的？ 陈坚：佛教的思想通过佛经来表达和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而佛教中国化也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在汉译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地移植印度佛经，而是充分考虑了译文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比如东晋时期道安法师(312—385)就曾提出，佛经汉译要遵循“五失本三不易”的原则(参见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大意是说，把印度语翻译成汉语并让中国人能读懂是不容易的(“三不易”)，因而在尽量保持佛经原意之下，有五种情况可以不必遵循原经文本而按照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习惯来加以翻译(“五失本”)，这其实就是佛经汉译过程中的中国化。  江苏省南京市，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内的“汉文大藏经博物馆”中的金刚经雕版。视觉中国供图比如“五失本”之一是“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意思是说，印度佛经(“胡经”)重“质”不重“文”，而中国人(“秦人”)是“好文”的，所以翻译时不光是将其意思译出来，还要讲究译文的文雅和文学性，就像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金刚经》就是如此“文质彬彬”的“君子文”，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准。《金刚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佛教流传最广且雅俗共尊的佛经，与其译文之优美文雅有极大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佛教传入并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会如何影响世界？  陕西西安，大雁塔和玄奘雕像同框。唐朝高僧玄奘在推动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陈舒一 摄陈坚：所谓佛教中国化，其实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并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佛教在古代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基于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建立起以和谐与包容为根本理念的中国化佛教。当前，随着中国扩大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化佛教也会随着这个缘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和谐与包容的思想智慧。(完) 受访者简介：  陈坚，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等。主要研究佛学、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关系、中西宗教比较。著有《无分别的分别——比较宗教学视野下的佛教》，《心悟转法华——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无明即法性——天台宗止观思想研究》《烦恼即菩提——天台宗“性恶”思想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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